2012年，當時62歲的外公已患有帕金森氏症逾20年，長期照顧的壓力下使上了年紀的外婆身心靈俱疲，於是在一年半前請了一位來自菲律賓的移工－Lisa阿姨，負責照顧外公的生活起居。初次見面時，Lisa年約30，在照顧外公以前已有擔任短期看護的經驗，外公最後一年半的生命中，有了Lisa的加入，不只讓外公有更好的照顧，外婆也得以在二十年如一日的照顧生活中喘一口氣。
打開電視或翻開報紙，常有雇主剝削移工或移工暴力地面對雇主，移工及雇主間的糾紛問題層出不窮；然而，Lisa和家人間的感情就像親人一樣，常一起共桌吃飯或聊天，有時甚至一起躺在床上休息，和一般家庭無出入。外婆對Lisa也是讚譽有加，家中的存錢筒擺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Lisa從來不會因為買菜後有剩下零錢而暗自獨吞，反而順手將零錢投入存錢筒中;即使Lisa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外公，但因為彼此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她並不會只做好分內的工作，有時也幫年邁的外婆跑跑腿、按摩放鬆，甚至在我久久來訪外公家時擔任短期的英文會話家教－雖然濃厚的菲律賓口音時常讓我有聽沒懂。
我與Lisa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漸漸地對對方有些瞭解。未婚生子的Lisa為了給自己的寶貝兒子及家人最好的生活便決定獨自一人踏上異鄉，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開始受聘為家庭看護，主要照顧年邁或久病纏身的老年人。常常在某個夜晚，Lisa俯臥在床頭靜靜地看著手機裡菲律賓家人的照片，眼淚如珍珠脫落般一滴滴地留下雙頰，又使勁地掐住自己的嘴巴以防將熟睡的長輩們吵醒，在我眼裡，分秒鐘如刀割般的刺痛我心，無力感油然而生。身為病人家屬，我可以體會照顧者的辛勞，當我撇見不到160公分的Lisa使勁托起身材魁武的外公，又或是浸濕的頭髮黏在因做勞務而漲紅的臉頰，就為了月底領著少許的一萬五千元、興高采烈的打包物品，並將其一同和薪資寄回去菲律賓老家時，心裡不免五味雜陳，感嘆移工們的勞力與報酬並不在適當的平衡點上，面對仲介公司、雇主及外籍移工間極為不均的利益分配上政府卻沒有相關法條保障，這讓我為常自詡為「多元開放」的台灣蒙上一抹灰;除了制度的不完善，對於我國人民對外籍移工的態度，我們又有多少信心呢？
外公在一場手術意外去世後，Lisa阿姨便轉至其他地方工作，但我們還是保持聯絡。經由外婆及仲介公司引介並轉至其他雇主後，Lisa常哭哭啼啼地打電話向我們求救，哭訴著雇主一家人如何地欺負她，羞辱、甚至性侵她，舉凡吃飯必須另外花錢自理、超時的勞動時間及過分的勞務工作、惡劣的休息環境等等，這讓薪資原本就不多的Lisa在生活中更加吃緊外，她也漸漸失去了身為女性及勞工因有的尊嚴及權利。
在某個冬天的晚上Lisa正在洗澡，剎那間熱水器停了，不再供應熱水。一股寒氣襲向Lisa，他迅速簡單地包個浴巾便衝出浴室，萬萬沒想到熱水器開關其實是家中某位男性關掉的，而他老早在門口等著Lisa一不幸的事還是發生了，Lisa那晚被雇主家屬性侵了。
乘著台灣過去經濟起飛的盛況，1989年政府開放外籍移工以為台灣社會注入更多勞動人口，我們常可在長照及重大工程中看到這些異鄉人的身影。三十年過去了，在台灣人追求民主化及相關權益的同時，我們是否遺忘了在這個社會中，這些離鄉背井的外籍移工正承受著有形或無形的剝削及歧視？這些異鄉人匯聚於台灣，各個背負著一大口子家庭的生計或是看在我們眼裡極為渺小的夢想，身處多元環境的我們，是否準備好了一個充滿同理心的社會，能彼此理解，互相學習且共同生存？
責任編輯：讀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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