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高中時自學廣東話、回柬埔寨，並將自己的故事寫成書籍。她娓娓道出移民家庭小孩內心的掙扎，並鼓勵人們勇敢說出自己的聲音。”
十一月的台北下著綿綿細雨，我們抱著一疊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的書，抵達位在熙來攘往的民生東路二段上的大樓入口。甫入建築物不久，便看見一個女孩使勁推開大門進來。她嬌小的身軀，親切的微笑，就像是每天打開大門就會見到的台灣鄰家姊姊。然而，亮晃晃的耳墜、美式裝扮、和與旁人夾雜著些微廣東口音的打招呼聲，又似乎暗示著她其他不同的身分。
「她看著我，一直覺得我不像她的女兒」
經過一陣寒暄，我們便開始談及劉育瑄的家庭。劉育瑄說，除了知道自己的媽媽是從柬甫寨來的外籍新娘，小時候其實覺得媽媽陌生又遙遠。她提到，身在工人階級的新二代的父母，其實很少會主動跟孩子提起自己的文化與過去。「我是一直到國三時，有一次看著電視裡的廣東劇，就發現說，欸? 媽媽怎麼好像聽得懂。一問之下，才知媽媽其實是住在柬埔寨的廣東人。」在了解媽媽的移民背景之前，她小時候常常會因為媽媽與身邊其他家長的教養方式的不同，感到困惑與不解。「我有時候會覺得很難理解我媽，因為媽媽經歷的是一段受到戰爭蹂躪過的童年，我卻是在台灣長大。」「小時候跌倒哭泣時，看著身旁的父母會上前安慰，媽媽只會叫我自己站起來。小時候不理解，就會覺得媽媽是不是忌妒我在台灣長大、過得很幸福。」
除此之外，媽媽的工作時間又長，在家裡的決定權又小。「因為她就只是一個嫁過來台灣的媳婦，所以其實對於怎麼養我，她也沒有太大的決定權。」在劉育瑄的印象裡，媽媽的神情常常顯露出更多的是無奈與無助。「小時候看那種很老台灣劇，如果大老婆生不出來，就會娶一個二老婆，她的『功能』就是『產』一個小孩，可能一生下來就給大老婆抱養。我覺得我媽從我小到大看我都是那種感覺: 雖然是我生的，但我什麼都做不了。」
「她看著我，一直覺得我不像她的女兒。」當自己慢慢長成台灣人模樣，劉育瑄望著與自己有著文化背景的差異和活在外籍配偶的傳統框架下的母親，更強烈的體會到眾多新二代家庭裡孩子跟父母間的代溝。一直到國三後，劉育瑄決定積極去了解媽媽的文化: 她隨柬埔寨的習俗打耳洞、學習說廣東話，母女間似乎才有了更多共同的連結，也見到媽媽變得日漸開心。「當時我讀的是服儀規定非常嚴謹的私校，所以當我下定決心去打了耳洞，我媽媽非常開心，她有感受到我的決心: 我的女兒願意告訴這個社會她是我的女兒」
「真正錯的，其實是我們沒有學好怎麼去了解跟自己不一樣的事物，就覺得那些事物不正常。」
高中畢業後，劉育瑄便赴美到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讀社會系。學校多元的種族和對外來者的習以為常的態度讓劉育瑄有一段截然不同的體驗: 「因為我讀的是一間很自由開放的大學，位在東岸、社科很強、種族很多元。所以我反而覺得在學校裡面種族都不會是一個問題。大家會知道我是台灣人，但其實不會有什麼相處上的差別。我自我介紹時只會說『噢我叫育瑄，我在___州讀書。』但其實大家不會特別問你的種族身分，因為特別問大家會覺得你很沒有禮貌。就算要問，大家也會特別小心，所以通常都是同學自己主動講。」「反而是回來台灣時，因為所說的中文已經混雜著中、英、粵三種語言的口音，所以常常會一見面就被台灣人問起『你是ABC嗎?』『你是香港人嗎?』或是『你是不是馬來西亞華人?」
當被問到這一路以來如何面對台灣人帶著刻板印象與歧視的言論，例如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先生曾提及「鳳凰與雞」，劉育瑄想了想說，「靠的應該是社會科學『知識的力量所帶來的靈活思考的能力』。」劉育瑄回憶起在讀社會系之前，「其實從小並沒有覺得我家的教養方式是比較差的或是比較不好的，可是在進曉明(女中)以後，內心有了面對階級與身分落差的掙扎。」「我沒有覺得階級不好，但其實在台灣很少人在談階級。所以當我發現了這個階級落差的問題，想要找答案的時候，卻又跟想要找台灣東南亞移工的組織一樣: 當我輸入『台灣階級』，卻顯示『沒有結果』，」一度讓劉育瑄覺得失望無助。但在進社會系後，「當我開始用社會科學，或是更大的尺度來看我的家庭的時後，我就會發現: 不管是種族或社會階級，這其實不是別人的錯，也不是我們的錯。原本事情就是會發生，而這也只是一個社會現象而已。真正錯的，其實是我們沒有學好怎麼去了解跟自己不一樣的事物，就覺得那些事物不正常。」
劉育瑄說，她覺得現在讀著大學正是她覺得最舒適的狀態。「我上了很多社科的課，又跟很多同學互動，就比較能客觀的看這些問題，所以現在就算人家對我說什麼再糟糕的話，我覺得不太會影響到我的心情。我只會覺得，他只是不知道而已，而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對台灣的認同，並不止於單純、強烈的(民族性的)身份認同。」
相較於社會上的少數族群常強調「身份認同」，劉育瑄對此有不同的詮釋。她說，自己是先認同自己為台灣人，在成長過程中才逐漸認知自己新二代的身份: 。「對於我來說，『新二代』這個身分是這個社會加諸於我身上的。」「很少有人會把我聯想成新二代，因為我似乎沒有所謂新二代的特質。」
劉育瑄寫這本書的初衷就是希望破除社會上對新二代不合理、片面的印象。她希望藉由書寫本書，不限於新二代，讓更多生在台灣的其他少數族群都可以勇敢發聲，呈現少數族群更多面的樣子。而被問及台灣理想的樣子，而劉育瑄想了想，說道「便是每個人都可以舒服的、有尊嚴的活著。」她說，在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缺少的不是物質，而是一個友善、富有同理心、彼此尊重的社會環境。
「認同應該要建立在，我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
劉育瑄分享有時在路上逛街，會有人們詢問「你從哪裡來？」面對這個養育自己十八年的小島，現在更多了些疏離感。「台灣現在對身份認同還是太狹隘了，一起經歷過共同的歷史才會被『認可』為台灣人」。對於身份認同，在1993年時李登輝先生就曾在其演講中針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提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打破了過往以出生地、籍貫作為身份認同的依據；九零年代末台北市長選舉時，李登輝牽著當時參選台北市長的馬英九稱呼其為「新台灣人」。2020年的今天，不管是在全台各地任教的外籍老師，還是遠自他鄉來台展開新生活的外籍配偶、東南亞移工等，他們開始用其他方式和這片土地建立連結，讓「新台灣人」逐漸從生活中消失，轉以用「台灣人」稱呼自己。劉育瑄帶領我們用另一種方式，重新理解身份認同，並營造更好的生活一一讓生活在島嶼上的每一個人，都喜歡自己的生活方式。
結束採訪後OpenBox團隊成員與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 的作者劉育瑄留影
責任編輯：葉姿瑀 Catherine Yeh、陶芓彤 Mikki Tao 鎖定 Open Box 粉專，隨時接收新資訊 前往部落格，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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